广西强降雨持续 已有5条河流出现超警洪水
健全公共财政职能，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财政部牵头）。
从总体看，粗略地计算，中国从2003-2008年，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大约会引出50万元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没有平准库，中国已经付出了过大的代价，而对于建立平准库的财务亏损，其实不必过分担心。
这些国家当然不会反对中国建库，至于石油一类产品的出口国已形成价格同盟（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中国建库防止油价过高过低，他们也不会完全反对。如果我们更聪明些，还应设计出更多使用外汇的方案，进一步改善中国的外汇储备结构。当美元和美国资产被看淡时，国际游资只能寻找新的避险品种，于是初级产品价格随之高涨，而去杠杆化成为主流时，金融机构又不得不出售资产换取现金来抵偿债务，初级产品的价格随之暴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中国此举主要是联合弱小的发展中国家对抗金融操纵，共同应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提高了这些弱小国家的地位，所以应能得到这些国家的支持。中国若能建立初级产品的平准库，稳定此类产品的价格和供给，则可以大大强化中国作为受让国的地位，有利于中国经济今后二、三十年的长期成长。
中国向美国出口产品，并用顺差所获的美金购买美国国债，形成了新的国际分工和货币环流。前者的规模要能影响国际产品的价格，后者只需考虑中国的最低供给。城市化中的土地和住房是中央政府最没有介入过的，这与中国的土地所有制结构有关。
中央政府要介入经济适用房的开发中去 这里我想重点谈谈如何降低住房成本。但后果是什么？香港坚决没有制造业。另外，由于房地产市场没有必要的经济适用房的对冲机制，房价上升很快，使得所有要来这个城市工作者的收入预期要提高，要不然根本住不下来，这就引起了劳工价格的上涨。二是政府要降低它的行政成本，要建立一个高效的、低成本的城市运营机制，以及建立比较合理的福利水平。
它是一个自然过程，它有世界性劳动转移的背景。这次危机使发达地区的经济在往下走，税费来源现在成了问题，发达地区必须要发展服务业来支撑。
像深圳、青岛这些发达地区，以他们处级、局级干部退休可拿到的收入看，这是极高的一笔支出。中央发国债时，直接从地方政府手里购买，以推进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如果城市化对工业发展的带动性弱，工业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就下降，工业萎缩，劳动力转移就更是个问题。不仅仅是瑞典一个国家，发现新大陆后，大量的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农业劳动力一下子转移到美洲、澳大利亚这两个最大的土地板块去了，白种人一下子就过去了，为什么后来会形成一个英语系国家，这点是非常清晰的。
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城市化中的服务业发展自我吸收劳动或利用好人力资源优势，进行服务业外包来扩大劳动力转移的渠道，否则很难让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全面现代化。中国城市化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特征，第一阶段是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当时城市主要是发展工业为主导，土地要素都是计划划拨的。房地产本来就应该调整了，但这次为了抵御金融危机，出于对经济下滑的忧虑，我国再一次开始降低利率，在低利率的环境下，流动性非常高，中国可能是率先复苏的，大量国际资金可能又跑进来，这可能会推动整个资产价格再次高速复兴，有可能酿成比2007年更大的一次泡沫。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从过去的占GDP的12%上升到2007年的22%，提高了10个百分点。
城市化对工业有一定压迫，也是好事，能够让它们升级，促进创新，来推动服务业发展，使结构匹配，这是良性的。很多学者研究亚洲崛起，认为低成本的竞争优势都是东亚经济起飞的法宝，而低城市化率才能保持着较低的税收、较低的社保成本、较低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水平等，从而保持东亚的比较优势。
这个模式使得整个资产价格上升速度非常快，所以在2007年我们看到了房市月供收入比高达80%，根本维持不下去，投资衡量的租价比低于了贷款利率，大家都呼吁住房要改革。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非常简单，对中国来说没有借鉴意义。
日本采用了类似的模式，专门给年轻人建非常低成本的房子，降低城市人口的居住成本。对于中国如何再次启动城市化，我主要关注两个问题。这就使得中部地区城市化模式的至关重要。这么多的公共支出都需要企业纳税，所以出现了2007年税务总局被迫回应国际质疑，回应中国的税负是否是世界上最重的国家之一。包括回龙观、天通苑，这两大块经济适用房非常成功，以约2500元一平米的价格提供了100万套住房，使得大量的年轻人，大量的IT精英能定居下来，其实是稳住了北京这个地方的特殊的创新优势。中国这么一个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国家，一定要保持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只选择一种模式，肯定是一种混合型模式。中国现在好在还有东、中、西，还有区域性成本消化和调整空间，如果把企业全部僵化在各种条框里，都是按照最好年景、最好的预期给设定，那碰到坏年景怎么办？所以，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在竞争提高社保水平、提高民生水平，心是好的，但也有为自己谋利的考量。
拉美选择的是快速城市化。从战略角度看，经济适用房模式必须是中央政府去选择，如果放任各个地方去做，这个事肯定做不成，地方政府自然选择的是香港炒房炒地的模式，其实是饮鸩止渴。
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会压力重重，在貌似灿烂的表象下，挑战可能来得一次比一次大。必须兼顾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这是社保问题，还有城市运营中的行政管理费支出大幅上升。
随着市场化改革，中国在90年代是制造业的黄金期，这不仅是从表象看，还可以看政府的两个指标，政府的财政支出40%以上是用于生产基建，后来逐步下降，但仍然维持了较高的水平。土地的收入和房地产的快速扩张对政府来说是政绩，也是收入的重要来源。1998年中国取消福利住房通知书上说，中国60%的住房将采用由政府供给的经济适用房政策，想学新加坡，但很快就转入了香港模式。这个过程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人口漂移，失地农民大量涌向城市，并直接形成了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
一个是税收，二是第二财政，就是土地的收入。所以新加坡始终是亚洲高端制造业的中心，现在还是。
这是拉美的城市化道路选择，这种选择使得拉美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后，一直处于停滞，即世界银行所称之为的掉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东亚奇迹的经济结构特征基本上是制造业强，服务业弱，城市化率低，居民的福利水平低。
大量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他们在年轻时在此地交的社保，可以维持或供奉这么高的城市社保。再从城市的公共支出看，其中有很大一块是社保。
从我们最近调研来看，一个企业从沿海转到内地，成本能下降30%-40%。原来是国家要求社会保障住房要达到60%，现在看上去做不到，我个人判断能达到百分之三四十就不错了。城市化直接推动了公共支出成本的大幅上升 城市化首先改变了政府的基本收支结构。中国现在达到了人均GDP3000美元，已进入到了所谓的一个城市化的加速期和自我选择的时间窗，必须要选择城市化模式了。
而且，这个成本还独立于任何的制造业、服务业。同时，很多新的法规和制度抑制了企业的调整空间和成本弹性，会带来很多问题。
否则的话，现在由于过度的希望重整内需，用贷款来维持高房价，高要素价格，短期内看有带动效应，但长期看，会引起两个问题，第一是挤占工业利润，第二，由于成本很高，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就会很慢，在这个时段，任何工业和服务业的竞争优势都与你的劳动力优势有关，若城市化推进速度过快，要素价格抬得过快，会造成两者的弹性很差。北京这几年的人才竞争优势与经济适用房是有很大关系的。
拉美和东亚的城市化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不同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路径，对我们有启示意义的主要是两类：拉美和东亚。我们2004年到俄罗斯去，他们很多学者担心俄罗斯已成为一个高度的资源依赖国，其制造业能力在严重衰退。